手机心理咨询[不花钱的心理咨询软件]

智能手机大概是日子中最常见的物品了，无论是点外卖、上淘宝、叫滴滴仍是出门导航，都离不开手机。

跟着科技的开展，在心思咨询中，手机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前言，扮演着重要的人物。

那智能手机在心思咨询中能起到什么效果，又有什么对应的使用程序呢？咱们往下看：

智能手机医治法（Mobile Therapy）广义上是指运用移动通讯技能，如智能手机使用程序、即时通讯服务和短信以供给心思健康服务(Moore, 2019)。这些技能往往为咨询师供给了一个途径，能让他们向来访者供给干涉和教育材料，作为医治内容的一部分。

运用智能手机进行干涉，现在首要聚集于三个方面(Morris & Aguilera, 2012):心境监控、帮忙咨询师与来访者交流、自主学习。

心境监控

许多手机的使用程序旨在进步来访者对其改变的心境、心境背面的应激源的察觉。

这类使用程序往往选用了心思体会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ESM)，这个办法源于Csikszentmihalyi和Larson研讨心流体会时的办法，在研讨中每位受测者佩戴了一个电子呼叫器，为期一周，每逢呼叫器一响，受测者就要写下其时的感觉或心境。

具有相似功用的使用程序有Quenza，它答应咨询师规划简略的问题并向来访者发问，让来访者在一天中的几个时刻点记载下行为、心境和对应的应激源。

这些关于心境的数据或许会在下一次咨询中与来访者进行评论。

帮忙咨询师与来访者交流

来访者和咨询师并不总是能时时刻刻面对面交流。

在智能手机的帮忙下，来访者可以建造性地与专业人士坚持联系，并持续承受医治。在其他一些状况下，来访者则可以经过智能手机连接到一个在线支撑社区，从中得到相关的主张或者是在遇到困难时与别人谈天。

在这方面，国外的移动使用程序Talkspace便是一个比方，它可以将用户连接到经过培训的、有执照的咨询师，并按月收费。

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智能手机医治和干涉的柱石。

现在有许多依据实证有用的技能对应的文本、多媒体材料规划成的使用程序，它们往往可依据需求进行定制，使咨询师可以依据患者的共同状况供给个性化医治，也便利患者以最适合自己的速度学习。

这方面的使用程序除了上文说到的Quenza，还有Sonja Lyubomirsky博士开发的Live Happy，这款使用程序供给了一系列经过实证的技巧和办法，而且经过与活跃心思学和健康思想倡导者进行对话，然后协助来访者过上更有意义的日子。

运用智能手机进行干涉，真的有用嘛？现有的研讨成果证明了这一点，手机使用程序的干涉是有用的。

Chandrashekar(2018)选用随机对照试验，成果发现：与对照组的被试比较，轻度至中度郁闷的被试在选用依据智能手机使用程序的干涉后，郁闷症状减轻了——他们所运用的使用程序协助他们更好地管理了自我的症状(Firth et al.， 2017)；使用程序干涉的有用性也在焦虑症中得到验证(Ly et al.， 2015);

那一款手机使用程序的有用性的机制终究是什么呢?

事实上，与任何使用程序相同，供给医治的手机使用程序的规划也有必要让用户坚持“粘性”，然后坚持跟咨询师或者是使用程序中功用的互动。

促进用户参加的功用首要就依赖于游戏化、实时互动和推送告诉提示。正是经过充分利用这些现代技能和用户体会特征，智能手机医治法的优点才得以完结。

现在国外关于这方面的使用程序开发得比较老练，除了上述说到的Quenza和Live Happy等，还有以下三种：

Track Your Happiness

这款使用旨在经过心思体会抽样法协助用户了解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美好感。

用户首要需求答复几个入门问题(由于这是一个研讨项目，它将搜集你的基本人口信息)，然后要求你对要害美好变量的定时提示做出回应。举个比方，它或许会经过音讯弹窗问询：你在做什么，你是否需求做这件事，什么时候你是高兴的等等。

SuperBetter

该使用由Jane McGonigal博士规划，约请用户经过游戏化的方法完结活动或使命，以取得能量和发展。每个活动和使命的内容都是进步用户心思弹性的科学办法，比方拥抱自己，训练，和其他有助于完结目标、应战郁闷思想等。

Mindshift

这款使用程序首要是为医治焦虑而规划的，鼓舞用户报到，并经过简略的操作来描绘自己的焦虑。该使用依据CBT的结构，供给了一系列的东西协助用户应战他们的不合理思想和信仰，然后处理当下的压力或惊惧，并环绕活跃的举动从头启航。

除此之外，还会有冥想辅导，日记记载空间，以及其他处理压力的好主张等等。

参考文献：

Chandrashekar, P. (2018). Do mental health mobile apps work: evid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designing high-efficacy mental health mobile apps. Mhealth, 4.

Csikszentmihalyi, M., & Larson, R. (2014).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 In Flo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35-54). Springer, Dordrecht.

Firth, J., Torous, J., Nicholas, J., Carney, R., Pratap, A., Rosenbaum, S., & Sarris, J. (2017). The efficacy of smartphone‐based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orld Psychiatry, 16(3), 287-298.

Ly, K. H., Topooco, N., Cederlund, H., Wallin, A., Bergstr?m, J., Molander, O., … & Andersson, G. (2015). Smartphone-supported versus full behavioural activation for depression: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PloS one, 10(5), e0126559.

Moore, C. (2019). What is mobile therapy and how does it work? BlendedCare.com. Retrieved from https://blendedcare.com/mobile-therapy/

Morris, M. E., & Aguilera, A. (2012). Mobile, social, and wearable comput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psychological practi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3(6), 622-626.